宋史里面极其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王安石变法。对于王安石变法，历史上有非常多的争论。而我本人，对这次变法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当时的大宋王朝，确实已经到了必须要改革的地步。但是，这不意味着王安石的改革措施和实施手段是正确的。
比如青苗法，青苗法的制度设计听起来似乎很合理：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给贫困农民贷款度荒，待度过困难后农民再加百分之二十的利息还给政府。避免农民遭受高利贷盘剥和缓解土地兼并。
这个听起来很好的政策，很快成了农民的一场灾难。地方官员为了政绩，纷纷强行摊派强迫农民借钱，并大幅度增加利息。农民还不上，就以各种残酷的手段追索，将无数农民逼的倾家荡产。
以前农民借高利贷的，毕竟是极少数。而青苗法，最终变成了政府向全体农民强行发放的每年两次的高利贷。
我觉得事实并非如此，或者至少并非完全如此。青苗法从设计执行之初，他的核心目的就是有问题的，而政府给各级官吏的考核指标，也是完全围绕这个核心目的制定的。
如果核心目标是救济贫民，那么考核指标应该围绕救济效果制定。如果核心目标是增加国家收入，那么考核指标就只能是敛财效果
王安石对官员的考核指标完全按照后者制定的。他评估官员执行青苗法的指标很简单：借出去多少钱，收回来多少钱。
在这种KPI考核下，地方官员对农民的疯狂掠夺盘剥，是必然的。因为所有不肯这么做的官员，都是王安石眼中的不合格官员。
所以，青苗法之所以成为祸害农民的恶法，绝非单纯是官吏原因，而是因为这个法本身就是用来敛财的。所谓的救济贫民，无非是一块遮羞布而已。
从增加政府收入的角度，王安石无疑是成功的，变法没多久，政府就新修建了五十多个仓库，来存放聚敛来的财物。
皇帝很满意，王安石也很满意。所有反对新法的人都被赶出了朝廷，朝堂之上，全部是一群为新法大唱赞歌的新进。皇帝耳边听到的，全部是一片对新法的赞颂之声。从朝堂到民间，所有批评的声音全部被销号和禁言。
1073年，也就是熙宁六年，一场旱灾不期而至。本就生活艰难的的农民，被掠夺的日渐贫困，对灾荒的承受能力，也无比脆弱。
赤地千里，人民无以为生，各地地方官吏却依然催逼灾民交还青苗法所贷本息，饥民情况好吃糠咽菜，差的只能以草根木实充饥，还要被加上锁械刑具负瓦揭木，卖产以偿还官钱。
郑侠幼年清贫，27岁时考中进士，成为国家公务员，但一直没担任过什么重要职务。王安石变法，郑侠因为对新法持反对态度，被王安石打发去看大门，做了一个芝麻大小的官。
面对惨绝人寰的饥民，面对万马齐喑只知唱赞歌的朝廷大员。每天被良知煎熬的郑侠，觉得自己无法沉默下去了。
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麦苗焦枯，五种不入，群情惧死；方春斩伐，竭泽而渔，草木鱼鳖，亦莫生遂。灾患之来，莫之或御。愿陛下开仓廪，赈贫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冀下召和气，上应天心，延万姓垂死之命。今台谏充位，左右辅弼又皆贪猥近利，使夫抱道怀识之士，皆不欲与之言，陛下以爵禄名器，驾驭天下忠贤，而使人如此，甚非宗庙社稷之福也。窃闻南征北伐者，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献，料无一人以天下之民质妻鬻子，斩桑坏舍，流离逃散，遑遑不给之状上闻者。臣谨以逐日所见，绘成一图，但经眼目，已可涕泣。而况有甚于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郑侠这么说绝不是说大话开玩笑，真要皇帝听了他的话而天又不下雨，就算皇帝不杀他，他恐怕也没脸继续活下去。
翌日，下令开封府发放免行钱，三司使查察市易法，司农发放常平仓粮，三卫上报熙河用兵之事，诸路上报人民流散原因，青苗、免役法暂停追索，方田，保甲法一起罢除，共采取了十八条措施。民间欢呼相贺。
面对质妻鬻子，斩桑坏舍，流离逃散的饥民，他做不到沉默不语随波逐流，他做不到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他以惊人的勇气，用自己的生命做赌注，为天下苍生，泣血一呼。
这样一个平凡的人，《宋史》特意为他作传。在后来的元祐党人中，他和司马光苏轼等名臣一起，被排在第十五位。
郑侠号“一拂居士”，福建福清人，福清百姓仰慕其廉洁，在利桥街建“郑公坊”以颂之，又将其故居改为“一拂先生祠”，明内阁首辅叶向高为他撰写了一幅对联：谏草累千言，终信丹青能悟主；归装惟一拂，始知琴鹤也妨人。
如今，福清人们为追念郑侠的侠气与爱国情怀，将城区主街“横街”改名为“一拂街”，将“街心公园”改名为“一拂公园”，还塑造了一尊雕像供人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