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顺风车事件后，有人细思极恐地发现，杀人的人都是留守儿童。很快，又有人跳出来引经据典说明留守儿童的犯罪率高。这两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影响，一时间，人们的恐惧和怒火有了新的指向和定位。
有人翻出某些貌似科学的研究结论：“在16岁之前有留守或单亲背景的比例，相比于普通的农民工要高出一倍多，达到20%，而研究者试图找出留守儿童通向高墙轨迹上的线头和转折。”
“留守儿童”只是一个标签，标志着Ta在成年之前，曾经有一段与亲生父母分离，由其他人、机构养育的经历。用这一个极其简化的标签概括一类人的犯罪可能性，对留守儿童或者有留守经历的人是多么糟糕的伤害！
如果以这个非常外在的指标为标签的话，那么，许多人都有留守经历，也都可以贴上“留守儿童”或者“长大了的留守儿童”的标签。
不仅是农村孩子是这样，城市里也有城市留守儿童。只要某个阶段不在父母身边成长，就可以算是「留守经历」。
在留守儿童这个标签之下，一个人奸杀另一个人的原因就是“留守经历”，这样说，实在是太过于表面。因为，在“与父母分离”这样一个事实的背后还藏着许多更深入、更直接的原因。
早在1944年，英国的精神分析师和精神科医生John Bowlby就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文章：《44名青少年小偷：他们的性格和家庭生活》。他发现，在二战时期，那些跟父母分离的孩子们，未来有更多的问题，他详细描述了早期持久的分离对儿童造成的毁灭性影响。
当时John Bowlby在伦敦儿童指导中心工作，从30年代末开始研究二战时期有问题行为的男孩。由于他杰出的贡献，世界卫生组织于1949年委托他撰写二战余波中无家可归的儿童的情绪命运。而他后来成为世界精神分析和儿童心理治疗重镇的Tavistock诊所儿童部的副主任，长期观察、治疗、研究住院幼儿、寄宿幼儿，这些幼儿长期得不到足够的父母养育，带给孩子后续发展上的重创。
大家注意，他所研究的对象，就是“留守儿童”。是在战争中与父母分离的儿童，是长期住院与父母分离的幼儿（因那个时代医院尚不允许父母在医院陪护患病的婴幼儿，所以孩子们生病住院就意味着与父母分离）。那些儿童都有与父母分离的经历，只不过，我国的儿童留守是因其父母外出打工，他们的留守是因为战争。
John Bowlby敏锐地注意到与父母分离的经历带给孩子长期的负面影响，当他们成为青少年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心理健康问题。但他并没有止步于看到孩子与父母分离这个留守的标签，他也没有马上就得出结论，宣称自己发现了“留守儿童会更可能成为青少年犯”“留守儿童的犯罪率”，而是开启了他最为卓著的研究——关于这些儿童是如何被养育、进而形成他们的心理问题的研究。
John Bowlby和他的后继者们早已发现了儿童青少年问题的更为深刻的原因——依恋问题。他也因此成为依恋理论的鼻祖。
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师，John Bowlby开始思考：在“与父母分离的经历”这个表面的特征之下，到底是什么内在心理因素，使得一个人最终走向了犯罪？
John Bowlby及他的同事及其后继者们，深入地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提出了依恋理论。现在，依恋理论已经在全世界被认可了，这个领域的研究还在持续的进行。
「依恋」是两个个体之间的情感联结。就像是两个人之间有一座心理的桥梁，桥把两个人心联结起来。这个桥看不见摸不着，是隐藏的。在我们与亲密的人互动的过程中，就会启动。
我们一出生就会去寻求一个人类客体的照顾，这个时候，依恋体现为生物本能，编程在我们的心理世界中。在该本能驱使下，当婴幼儿受到威胁或产生不快的体验或预期有这样的状况即将发生时，就会寻求依恋对象，并与之亲近、得到照顾、提高存活率。
一个人，一出生就在与他的养育者日复一日的互动中生存，婴儿与其父母持续的，每天都在进行的互动影响其心理的发展。在出生后短短的12个月内，小婴儿就获得了有关人际互动的知识，这些知识以人际关系的心理地图的形式储存着，这个地图是隐藏在潜意识里、表现在人际互动的行为上的。
Mary Ainsworth是John Bowlby的合作者，她录制了12个月大的婴儿与陌生人、母亲的互动视频，分析后发现有三种依恋类型（或依恋模式、风格）：安全型、矛盾型、回避型。后来，Mary Ainsworth的学生Mary Main仔细分析老师未能归类的视频材料，发现了另外一种依恋类型：紊乱型。
不同的婴儿跟不同的养育者互动，大概历经300来天，在一岁左右就形成了不同的依恋风格。研究还发现：依恋模式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特质，可以说，它的稳定性并不比智商低多少。我们慢慢地长大，成年的时候，在我们跟亲密关系的人（比如恋人、夫妻和亲子、闺蜜、铁哥们等）互动的时候，这个模式也会显现出来。
再后来，研究发现这个依恋模式具有代际传递。也就是说，当我们生了孩子之后，我们自己的依恋模式会传递给我们的孩子。
你的依恋风格是什么样子的，你的孩子就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依恋风格。所以，如果你是不安全型的回避型或者紊乱型，你的孩子也可能是。研究发现传递的比例是75%（vanIJzendoorn et al., 1999），有没有发现，这比例相当地高啦。
你不禁要问，什么样的养育会形成回避型和紊乱型的依恋风格？这真是个好问题！我们一起来看看依恋类型与其前置变量之间的关系。
那些未来有暴力攻击行为的人，更可能是那些早年在于养育者的互动中受到创伤，没有被好好养育的人。而紊乱型依恋，不光是在留守儿童当中存在，没有留守经历的人也都存在。
儿童受到虐待与儿童紊乱型依恋有关。这些虐待包括对孩子有真实的躯体攻击行为（比如，打、踢、扇耳光等等）、心理上的威胁（辱骂、贬低、威胁说不要他了）或性侵犯（家庭内的或家庭外的）。
还有一些紊乱型依恋者，可能是由于他们的养育者处于担惊受怕的状态，或者处于分裂的或者抑郁的精神状态。
养育者惊恐的内心状态可能跟他们的人格特点或者环境因素有关，比如处于陌生环境中，是单亲妈妈缺乏支持，多次或长期暴露或体验创伤事件，如：养育者自身在童年早期遭受遗弃、虐待、忽视或暴力，在童年早期改变主要照顾者（如留守经历）。这样的养育者在高危人群中较为常见，比如，极度贫困、患有精神疾病、有吸毒成瘾、酗酒等类似压力源下的家庭。
养育者，无论是令孩子害怕的，抑或是他们自己遭受惊吓处于惊恐状态，都使婴幼儿感到困惑：因为父母本应是安全的港湾，但现在，父母成了危险的来源。他们无法思考，不知道是靠近还是躲避他们的养育者，他们没有一个解决办法，进退两难，无处可逃，他们内心是混乱和迷失的。
一个婴儿不可能独自长大，需要有人照顾。承担主要照顾责任的人，就是婴儿的主要养育者。主要养育者一般可能是父母，也可能是养父母，还可能是保姆、祖父母，或者其他人，如孤儿院里的照顾者）。所以，就算是要找个人来背锅，那也应该是养育者来背。
如果大家仔细思考“奸”和“杀”，把这两个因素合在一起，那么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性和攻击性的组合。也就是说，强奸杀人这样的极端现象，体现出在这个人的内心深处，当他对某个异性产生强烈性欲的时候，同时强烈的攻击性也被唤醒了。类似的案件，还有杨新海特大杀人案，都是以残忍的手法奸杀女性。
所以，我们要把奸杀放入到人际关系的内部模式这个范畴中来思考。这个与异性的性的关系中，攻击性和性欲都同时存在，而且强度都很高。这个关系模式，是怎么产生的呢？
性的关系，是依恋关系中的一种。除此以外，依恋关系还有很多种，比如，夫妻伴侣情人关系、亲子关系、闺蜜关系、铁哥们儿关系，桃园三结义的哥仨，这些关系都属于依恋关系的范围。
每个人成年后的与他人的互动模式，来自于Ta在童年期内化进去的关系模式。这个模式，我们意识不到，但是我们会在跟人的日常互动中通过言行举止、感觉体验体现出来，尤其是体现在依恋关系当中，或者在依恋被激活的状态下体现出来。
如果是紊乱型的或者回避型的依恋模式，就更可能在亲密关系中启动攻击性而发生暴力行为。现在曝光越来越多的父母亲虐待、性侵自己孩子、保姆虐待婴儿、幼儿园老师虐待幼儿，就是在亲密关系中依恋模式的体现。
攻击性不一定在普通的人际关系当中体现出来，所以，某个人犯了法杀了人之后，他的同事、邻居，他周边的人会惊讶地说：“哇，他怎么会！他彬彬有礼，连蚂蚁都不会踩死、他对谁都好、不说狠话，他那么内向，怎么会杀人？他那么胆小，怎么会杀人？”
攻击性会在另一些情况下被激活，例如，我们处于危险当中，或者对另外一个人产生了性的欲望，或者当我们感觉到孤独、痛苦，或者自己处于无助状态需要求助于他人的时候，也都是依恋被激活的时候。
问题的关键是，当依恋被激活的时候，我们激活了什么样的内部关系模式？一个人有性唤起的时候，它产生的是充满爱意的、温柔的、关切的正向情绪，还是虐待性的、伤害性的、愤怒的、恐惧的负向情绪。
这有赖于，我们内化进去的关系模式是什么，跟早年在依恋关系当中的体验有关，跟如何被养育的体验有关。那些幼年在躯体虐待、性侵、情感虐待、忽视中长大的孩子，在他们的身体更有能力实施暴力的时候，更可能在亲密关系当中，在亲密感被激活的时候，在依恋被激活的时候，产生攻击性或者暴力的欲望。
暴力欲望是否会成为暴力的行为，跟一个人有没有「反省功能」（reflective functioning）有关。
英国精神分析师、心智化理论的提出者Peter Fonagy与施琪嘉老师扮演的来访者与咨询师的咨询互动演示中，我们看到，一位男性来访者非常地孤独，他想要有亲密的关系，但当他跟女朋友亲密接触的时候，内心就会冒出想要杀死这个女人的强烈感觉。他觉察到了这个欲望，这令他很害怕，害怕自己伤害对方，因而他用回避对方、不跟对方接触的方式来保护对方。可是回避亲密关系使他更加孤独。
在这位男士暴力的欲望与暴力的行动之间，反省功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遏制暴力的作用。反省功能指的是，我们可以跳出来，好像有第三只眼睛看到自己正在做什么、内心正在发生什么。因而就会像在心里安装了一个监控器和警示铃一样，在冲动的时候对自己有提醒。一旦他可以看到自己正在做什么，他就会可以去预期，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什么？如果他的共情能力尚未被破坏的话，他就可以用理智去选择要不要实施暴力。因而暴力在这个时候就被抑制了。
父母对孩子的躯体攻击与其他因素一起对孩子起作用：高度对峙的夫妻关系、夫妻暴力、缺乏关心(Belsky, 1993; Hemenway et al., 1994)。
仅仅是早期虐待经历不能预测精神病态的发展，但却是高风险因素，因为在依恋的框架之下，心智化功能（反省功能）的抑制是有问题的依恋与未来精神病态的在之间起着联结作用。
研究表明，父母的心智化能力对婴儿依恋有重要的影响。招募了100对妻子怀孕的夫妻进行成人依恋访谈研究，发现严重剥夺组（具有父母严重心理疾病、长期分离等等）反省功能强的母亲均养育出安全依恋的孩子；反省功能弱的母亲中，每17个人中只有1人养育出安全型的孩子；具有很强反省功能的父母拥有安全孩子的几率，比那些心智化能力弱的父母高3-4倍（Fonagy 等人，1991）。
我们也要看到，并不是只有留守儿童在其留守经历中有被忽视、被性侵、被情感虐待的体验。现在曝光越来越多的是婴幼儿的主要养育者，包括父母、祖父母、保姆、父母等等对于婴幼儿的虐待。如，性侵、躯体虐待（打孩子）、情感虐待（羞辱贬低孩子）和忽视。
重庆的创伤流调数据显示：14%-41%的儿童受到躯体、情感、忽视、性这四类虐待，且86.4%的儿童虐待发生在12岁以前（雍那，2011）。
这些早年依恋关系中的受害者，内化了攻击者的意象，他们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存活下去。在他们的身体攻击能力尚不能够实施的时候，这只是一个，内在的无意识的语言，只是一个尚未呈现出来的隐藏着的关系模式。我们看不到他们的攻击性，因为他们的身体功能尚不足够去攻击他人。可是，当那些当初被虐待的孩子们长大了，身体功能足够对人进行攻击的时候，在某些情况下，人际暴力就会发生。
一种情况是，在人际互动的场景当中，与人发生冲突，怒火中烧，情绪失控产生的热暴力。如近日发生的昆山龙哥提刀砍人反被杀事件中的激情犯罪、激情杀人。另一种情况是，冷静的、有预谋的杀人，这样的暴力攻击并不需要一个人际互动场景来启动情绪失控的攻击性，杀人本身就是目的。
如果你看过英国的影视剧《神探夏洛克》，那个变态杀人狂莫里亚蒂，你就能理解。如果还不能，就再脑补一下《沉默的羔羊》中的汉尼拔，以及我国前些年的连环杀人狂魔杨新海。他们是冷血杀手，是精神病态psychopath，杀人，不需要理由。
研究发现，这些杀手们，翻开他们的早年经历，可谓伤痕累累、触目惊心。他们在早年在糟糕的依恋关系中养育长大，经历了严重创伤，破坏了他们的正常人类情感，内化了强大的施暴者-弱小无助的受害者的内部客体关系模式。在小的时候，是无助受害者，长大以后，可能转换到强大的施暴者角色。
早期虐待经历是高风险因子，反省功能作为一个保护因子，在有幼年被虐待经历的青少年中，好的反省功能会中断攻击行为的形成（Taubner,2013）。
具有高精神病态的青少年，只有当他们的心智化水平低才会表现出攻击性（Taubner,2013）。
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出生于不安全依恋和没有充足的镜映的环境中，其心智化发展有较大的缺陷（ Fonagy，1997）
暴力是人天性的一部分，是人的潜能，应该拥有，但环境不需要躯体攻击时，应能够得到阻止（外力阻止、内化的道德良心和规则意识）。
John Bowlby没有将犯罪的标签插在那些与父母分离的儿童身上，他告诉我们：早期养育者与婴幼儿的互动的质量有多么重要。我们今天，也不要只是看到这些暴力犯罪是有留守儿童经历的人做的，这个肤浅的外在特征之上。
留守的经历，只是一段历史。有的留守经历，可能是一个美好的体验，有的，可能是他自己和别人的噩梦。这有赖于，他的养育者是什么样的人格，给予Ta什么样的关怀；也有赖于这个人如何理解Ta被养育的经历，以及他的攻击天性。如果留守儿童的后续照顾者是温暖的、敏感的、具有高的反省功能的，他们就可能会获得好的养育，有好的、稳定的依恋对象，形成安全的依恋风格，也具有较好的反省功能，帮助他们在人际攻击中降低攻击性、控制情绪、抑制冲动。
而如果养育者给予婴幼儿糟糕的养育（打孩子、辱骂、忽视、抛弃等等），即使他没有留守的经历，但被凶暴地虐待，他们也会内化一个攻击者在心里。他也会因为内化了糟糕的关系模式，而会在未来通过婚姻关系、亲子关系构建痛苦的亲密关系，将痛苦带给下一代。或者在依恋激活的时刻，比如，感到危险、受到羞辱、产生性欲、感到亲密的时候，启动攻击性，那时候，当初那个弱小无助的受害者，会在某些状态之下翻转，成为施暴者、奸杀者。
所以，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也许我们自己，就在用我们的不敏感的、侵入性的养育方式“培养”未来的暴力犯罪者。我们有可能就是那个罪魁祸首。
从大的方面说，完善和执行家暴法、做好早期养育者心理病理的筛查、完善寄养和领养的机制、增加养育者的反省功能，提高育儿的敏感性，降低养育的侵入性，对于我们减少未来的暴力非常非常的重要。
从小的方面讲，爱孩子，爱自己的孩子，爱别人的孩子，增加自己的反思功能，提高自己作为父母的功能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与John Bowlby同时期，在英国还有一个人，安娜弗洛伊德，就是那个著名的弗洛伊德的女儿，也在关注战争对于儿童心理健康的长久影响。她开创了战时托儿所，在那里，一些有精神分析受训背景的研究者、照顾者成为那些留守儿童的“替身父母”，与孩子构建好的依恋关系，来提前帮助到这些孩子、预防后续心理问题的发生。她所创设儿童照看机构就是我们当前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前身。
对于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如果我们多做一些实际的帮助，少一些泛泛的推论，将会对于我们帮助到儿童青少年更有用。
9. 王倩，高隽译. 心智化临床实践.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6年7月第1版，P9-11.
10. 丁艳华,徐秀,王争艳. 母婴依恋的代际传递性和跨时间的稳定性. 中国儿童保健 杂志,2013,21(6):591-593.
11. 陶芳标. 加强生命历程视角下依恋对终身健康影响的研究.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13,21(12):1235-1238.
作者介绍：吴明霞，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应用心理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精神分析取向），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督导师（D-18-014），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X-13-48），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委会委员，重庆心理学学会精神分析专业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