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以来，中国的医学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与社会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医学是了解近代中国科技史、思想史、文化史的标本。深入了解近现代中国医学，有利于建立我们的医学文化自信。
近日，“岁月流金，生命回响——近代中国医学人文历史大展”在上海龙美术馆开幕，为全面梳理、完美展现上海作为近现代中国现代医学发源地的历史脉络，此次展览精选500余件近代中国医学的文物级实物史料，分为11个版块，通过全景化叙事，全方位展示了近代中国医学人文历史各个领域的景观和风貌。
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医学，曾经是中国的主导医学，直到明末清初西医东渐，中国人从初步接触西医，逐渐发展为接受西医，学习西医。
明朝末年，西方国家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过程中开始把西方近现代医学带人中国。西方近现代医学传入中国的同时，也与中国传统医学出现了碰撞。鸦片战争后特别是洋务运动兴起后，西医学大规模进入中国。以1850年英国传教士医生合信出版的用中文写成的《全体新论》为开端，陆续地出版了一批中文西医著作，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实际上，在西方近现代医学传人中国以前，中国传统医学早已与外界医学有过接触。1817年，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皮尔逊担任助手的邱熺写成《引痘略》，就是我国最早介绍西洋接种牛痘法的一部著作。
1880年，在李鸿章的积极倡导下，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规模完整的私立西医医院——北洋医学堂。医院成为西医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医院，中国人了解了西医是如何治病救人的。由诊所到医院，从沿海向内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西医学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
据此次展览策展人，也是上海中山医院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杨震介绍，1922年，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的《管理医师暂行规则》，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颁布施行的《医师暂行条例》，以及1940年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实施的《医师暂行条例》，标志着民国执业医师许可证的初步形成。“至少在立法角度上，这些法令的颁行，已经表明民国时期在执业医师许可制度上的建立和健全。”
据杨震介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林巧稚所在的协和医院被迫关门，为了继续行医，林巧稚就开办了私人诊所。这个林巧稚诊所的信封上，还标明了诊所的地址——在东堂子胡同10号的一个四合院内。据了解，在这个小小的诊所里，存留了一些患者的病历，一共有8887名。
1946年，医学教育家李宗恩受命恢复协和医院，多次邀请林巧稚重返协和。她再三考虑后，关停了诊所，于1948年返回协和医院。新中国成立后，昔日的诊所、公立医院、外籍医院经过合并、整顿后重新开业。
近代中国医疗机构的构成结构中，除最主要的教会医院外，还有一些爱国人士及政府创办的医院，代表性的有香港东华三院、广州方便医院、南京中央医院、北平中央医院、上海中山医院等。其中，东华三院的发展模式尤其值得研究。
我们知道，目前国内一些医疗机构实行了管办分离，其中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实现法人治理结构。殊不知，早在清末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法人治理的雏形。这本《东华医院征信录》是光绪十三年（1887年）香港东华医院的征信录，东华医院位于香港上环普仁街，是是港岛西联网的第二大医院。东华医院是香港开埠以来最历史悠久的香港三大医院之一，由华人捐款及政府资助兴建及营运。1870年成立的东华医院、1911年成立的广华医院及1929年方立的东华东院在1931年实行了三间医院统一办理，由一个董事局施行决策，首任主席为颜成坤先生。
“征信录”是什么？据杨震介绍，征信录就是面向社会公开的、公益款项收支情况的详细报告书。每一笔收支，哪怕只有一个大洋，也会详列、公开，便于社会监督。“这本征信录不仅向社会公开了所有公益款项，还附上了医院的所有规章制度。他们要向社会证明：他们医院是值得信任的。我仔细看了这本书，这家清朝时期医院的制度建设比如今JCI的制度要求一点都不差。”
杨震坦言，“我见过，也收藏过不少清末、民国时期的征信录。每次翻阅这些征信录，都感慨良多。那个时候的每一笔捐款都是向社会公开的。不管捐多捐少，每一位捐款人都会被记录进档案、保存在历史中。”
新医改以来，医药养医是造成看病贵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几乎已经成为专家的共识。在怎么破除的方法路径上，一直都在探索，但似乎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探索出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而回顾历史，这些问题在历史上就已经得到了解决。杨震指出，现在我们谈到“医改”所采取的措施、深化医改的探索、机制创新等，很多都是前人已经提到、做到的。这一切都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历史，重新重视人文，前人遗留的经验我们必须去知道、去了解。如1957年出现的“划区医疗服务”就是现代版“分级医疗”、1958年医院管理工作会议出现“控费控药”也正是现在医院管理者最重视的问题之一。
“又如，在上世纪40年代的药房，已经普遍设有‘接方送药部’无异于当下医改之‘医药分家’。”杨震说，“‘接方送药’同时展现了中国最早的‘医疗互联网思维’。”
他坦言，现在“医改”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前人也曾面对。前人的很多思考与举措，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这一切都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历史。
翻阅史料，我们得知，从1903年警察制度建立以来，城市卫生工作便纳入警局的职责范围。民国时期的城市卫生清洁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由警察局（公安局）兼管的。
清朝末年，中国各个城市的卫生状况都普遍较差，造成了疫病流行。包括上海、广州在内，很多城市都没有扫街的清道夫，街道由商店、住户各自清扫或由街道居民自行筹办清扫，经费也是自行筹集，政府既不扶助也不干预，完全是民间自发行为。据1901年《申报》报道：近日粤垣时疫流行，原因是街道上堆积的垃圾秽气熏蒸所致，这种事情放在今天，简直不可相信，但确实当时的常态。
1906年，广东的巡警总局率先设卫生科，卫生科又分设清洁、医务和医学三课，负责检查公共卫生，以及检查医院及性病医院的设立，研究各种病情及检索霉菌等卫生事项。这就表明，当时的医院是由警察局管理的，不仅如此，警察局还管理公共卫生，甚至还负责病情的研究。
西医东渐，引发了西医与中医之间的矛盾、冲突和紧张，也增加了不同文明传统的医学、医疗技术和组织制度之间的交互影响。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里的重要一幕，至今对医疗服务的资源动员，仍然有极大的影响。
五四前后不少文化名人，对中医都持批判态度。陈西滢、徐志摩等人都曾撰文抨击西医，在当时还引发了一场“中医西医”的是非之争。最早白纸黑字写下《废医论》的近代学者，还是章太炎的老师、清末国学大师俞樾。
到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余云岫干脆正式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要在体制上废除中医这件事在当时引发轩然大波，也逼迫中医团结起来“救亡图存”。
这份1929年刊登在报纸上的“中医药关于全国存亡生死之宣言书”，系中医界人士共同发起的请愿活动，打出：“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口号，获得全国业界支持，并最终获得政府支持并取缔议案。为庆祝这次胜利，从1929年起，3月17日被定为“中国国医节”。国家还成立了国医馆。
此次展览中还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展品——1919年，沈阳盛京施医院的优待券。此券背面写明，持券的患者至院就诊，无论何时敝院必竭诚招待不收特别诊费。据杨震介绍，2013年，有人拿了一张这种的券，到如今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看病。他们医院当时就震惊了，最后研究决定给予减免费用。
如今，这张已经99岁的“优待券”正静静地挂在龙美术馆的墙上，诉说着一段医院与公众、与社会和谐互动的佳话。与它一同展出的500多件珍贵史料，均来自杨震医生的个人收藏。
希波克拉底曾说，“医生有三宝，语言、药物、手术刀。”医疗技术是有限的，但医师对患者的关爱是无限的。正在龙美术馆举行的“近代中国医学人文历史大展”中，策展人通过一件件展品，让我们感悟医者的担当，传递医学的人文精神。
“医学是了解近代中国科技史、思想史、文化史的标本。不知来，焉知往？”杨震说，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中国医学格局发生巨变，近代医学在发展碰撞中做过很多探索，有成功，有失败，有教训，也有经验，但医学的温度从未冷却。
中国的百年医院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文化尤其是信仰转换非常剧烈。杨震认为，研究医院首先要对医院的历史充分了解。最近两年国内医学界非常重视人文和历史方面的交流，这说明我们现在慢慢要回归医疗的本质，需要清楚医疗到底在干什么。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