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年，他开始自己割包皮的职业生涯。同年，经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包皮环切可作为男性预防由异性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的一种重要手段。
年轻的男子看起来很紧张，他的阴茎即将陷入一种未知的境地中，他会失去本属于它的一部分，可能会有血从阴茎流出来，他可能会疼很长一段时间，还好这是人生中有且仅有一次的体验。
Zulu 显得很轻松，他穿着一件亮黄色手术服，手术室的盘子里有 4 把剪刀、 3 个镊子，十几分钟之前， Zulu 为男孩在阴茎上涂了一种来自中国的麻醉药膏。现在，药物似乎已经起效了。
最初，他开始做这个工作时可能有些棘手，流血疼痛缝合不均匀可能都难以避免。后来他越来越熟练，男人阴茎前端的那一小段包皮塑造了 Zulu 的职业，他教会了越来越多的赞比亚医生做包皮环切手术。
在一些地方，男孩们聚在一起，全都赤裸着身子，坐在满是沙土的地上，操刀人扯出那一块长长的包皮，用线拴起来，放在一根干枯的树干上，左手拿一把久经磨砺的小刀，右手拿锤子，对准扯出来的那一截包皮一刀砸下去。
动作干净利落，男孩通常在这时候放声大哭，血从切断的包皮那里流出来。大人在背后扶着他，可能会蒙住他的眼睛，另几个人按住他的双腿，告诉他，这是一种魔法，顺便把剩下的包皮往回捋，露出龟头，然后拿一根削好的竹签，把包皮的位置固定住。
于是那个晚上，在那片满是沙土，拥有美好落日的非洲大地上，躺满了几十个一起来割包皮的男孩子，他们的下体在流血，很痛很迷茫。
Zulu 医生的这场手术，用的是一种来自中国的包皮环切工具——商环，男孩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东西。手术前，医生告诉他，不疼，不流血，几分钟就能做完，男孩觉得有些不可思。
Zulu 一边消毒，一边用镊子夹起男孩的包皮，然后开始和他闲聊，Zulu 喜欢开玩笑，身边的助理都被他逗笑了，气氛比我想得轻松，我甚至都觉得 Zulu 快要唱起歌来了，虽然男孩的包皮被镊子夹着，怎么也笑不出来。
商环套在男孩的阴茎上，两个环用镊子夹住一闭合，Zulu 沿着环剪下包皮，再进行消毒，清洁，手术就完成了。
它起源于人类学家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的不懈观察和统计——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当地人中 HIV 感染率高的地区, 男人一般不作包皮环切术。
最早，这个统计学结果出来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太多重视。再后来，当医学家从生理角度得出相同结论之后，人们从包皮这里找到了对抗艾滋的一线希望。
在 2021 年之前，世界卫生组织的目标是，在 14 个非洲国家有 2700 万男性割掉他们的包皮，这样将会减少 340 万新发感染者。
但这仍然太慢，这项手术需要经验、技术和能力，以非洲的医疗资源，在目前的情况下很难撑起这个大目标——以赞比亚为例，4 个医生就需要服务 3.4 万人的医疗，哪有那么多医生可以来做包皮环切手术呢。
在中国，割包皮手术是泌尿外科医生的练手实验，是成为一个熟练有经验的医生的前奏。虽然是这样，但在阴茎前端进行一些细致的缝合也并不能像数学公式一样每次都那么整齐美观，如果你的包皮缝得不好看，那你也很容易砸了自己的招牌。
2007 年，木匠出身的商人商建忠成立了他的新公司，一家位于安徽芜湖的，只生产一种专门用于割包皮的医疗器械的公司。
商建忠吃过割包皮的苦，40 多岁的他本来可以像大多数中国男人一样，一生都不必和自己的包皮互相折磨，但反复的龟头炎却折磨他，出于一种医疗目的，商建忠去把自己的包皮割了。
认识商建忠的人喜欢说他身上有工程师人格，他说普通话有浓重的芜湖口音，擅长在芜湖大卖场里和人讨价还价，也喜欢在自己家里整天钻研如何让男人在割包皮时能少一些痛苦。
宠物狗和朋友都是他的实验对象。女儿商晶经常要面对的场景是，来家里吃饭的叔叔，吃完就和爸爸到厕所去待着，一待就是半天。
5 年之后，商建忠的割包皮工具初具模型，这是一个由高分子材料制成的两层小环。原理是它可以 360 度紧紧地把包皮夹紧，以此让它快速坏死，并保证一个无菌的环境，它无须缝合，并且，医生在使用商环的情况下可以 100% 为病人剪出一个漂亮又标准的圆。
其次，把这个便捷的工具推销进医院，让医生选择它，有太多复杂的中国现实挡在前面——它让手术变得过于简单了（如果一个手术过于简单，要怎么收取病人的费用呢）。以及，商建忠遇到了越来越多的仿造厂商，他花了很多精力在维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上面。
在过往的 5 年发明时间里，商建忠的日子并不是那么好过，他为这个前途未卜的工具承担巨额的研发经费，甚至抵押了房子。
他不被人看好，于是自己跑各种男科医学大会、找医院、找投资，大多数人自然不愿意让一个生意人来如此接触自己的隐私部位。
1983 年，就在 Zulu 医生工作的医院，外科教授安妮·贝利医生发现了赞比亚最早的艾滋病毒。
没有人预料到艾滋后来在赞比亚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赞比亚的人口占世界的 2% ，而 HIV 感染者却占了全球的 30% 。
1994 年至 2004 年期间，15 至 39 岁孕妇的艾滋感染率为为 19%～20% ，2006 年，赞比亚卫生部指出，「在目前的艾滋病毒流行水平上，如果没有治疗，赞比亚年轻人面临 50% 的死于艾滋病的风险。」
一位在赞比亚一所中学教书的老师 Anthony Simpson ，在 1983 年对自己的一些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20 多年后，当他又一次约访自己的这些学生时，他看到艾滋对赞比亚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他的有些学生已经因为艾滋去世，也有人的妻子因为艾滋而去世。接受访谈的学生把自己称为「幸存者」，虽然他们活下来了，但这一流行病给他们的生活蒙上了阴影。
2000 年前后，非洲的艾滋病传播几乎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如果你和当时在非洲工作的人交谈，他们甚至会说，参加葬礼就像你每天要做早饭或去上班一样平常。
很难回答得清楚，艾滋为什么在非洲这么肆虐，这是一片有 54 个国家的大陆，每个国家都在面临不同的问题和困难。无论是经济上的、文化上的、政治上的原因，都可能是导致当下状况的原因之一。
1996 年，对艾滋病毒有效的药物刚刚出现在北美的实验室里不久，在那一年于多伦多举办的世界艾滋病大会上，人们都在兴奋地讨论鸡尾酒疗法给感染者们带来的巨大希望。但一位眼神忧郁的来自非洲的感染者却高兴不起来，他是非洲的艾滋活动家多米尼克——这些昂贵的药物，只有非洲的少数富人可以承担。
非洲的艾滋防控，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这样的僵局中，没有人谈论这种新的治疗方法应该如何到达非洲。
因为贫穷，大多数人还是考虑预防，或者对感染者进行姑息治疗。高感染率和文化、经济、生活方式都有关，不是单一的某种方法就能直达核心。
比如，把一个人拉到房间里，给他上两个小时的课，告诉他艾滋的危害、预防和治疗，期望他上完课之后能洗心革面在每次性行为里都戴安全套。
比如在赞比亚，几乎所有小学门口的围墙外都有用彩色油漆刷成的艾滋相关的广告，政府鼓励人们自由地谈论它，「艾滋和一切相关，让我们自由地谈论他。」
在很多地区，艾滋已经不是一个那么让人恐惧地东西。人们知道，安全套可以阻碍病毒传播，也知道感染之后有药物可以吃，老人看见年轻人，有时候也会问「你有没有戴安全套，有没有去做检测。」
但一个人真的可以靠自己的认知来控制自己的行为吗？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一位非洲男性在每一次性行为的时候，都会乖乖戴上安全套，甚至在感染之后，要做到按时吃药也很难。类似的例子，在吸烟喝酒等领域，人类都有过丰富的失败经验。
「你要改变整个人群的行为是非常难的事情，这不是非洲的问题，在美国也一样，所以我们为什么希望能有更多的疫苗，有更多长效药」，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副主任吴文达说。
人类战胜过很多疾病。比如天花、结核，一些疾病已经处于人类可控的阶段，但艾滋仍然让人绝望，世界格局也在变化，「艾滋病防控资金一直没有增长，并且现在还出现了削减投入的讨论。」
行为教育失败了、服用药物也不容易坚持，世界还没有发明有效的疫苗，艾滋的各种亚型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巧妙侵入人类。
抗击艾滋像是人类一场漫无边际的战役，敌人强大可遁形，割包皮虽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能拖住敌人等待疫苗，来自中国的方便、快捷、安全，成本低的商环就成了非洲这场战役里的一个重要武器。
那 2007 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在一个男科医生饭局上，在商建忠差点被医生们轰出去的时候，遇到了李石华。李石华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显微外科的教授，是那种全球飞来飞去，每天早上还要跑 5 公里的人。
他通常是饭局上的核心人物，那一天，商建忠用芜湖口音普通话说自己是美国来的，李石华想「我也是美国来的」，怀着一种不相信但又有些好奇的心情，他没有拒绝商建忠。
商建忠讲完了商环的功能和原理，李石华说「你这种方法我在美国没有听说过」，康乃尔大学有美国最好的泌尿科，他把商环拿回美国做了评估，之后李石华有些震惊，他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中国男科学会在这半个世纪以来最有意义的一件成果」。
在这个奇妙的 2007 年，美国的科学家发现割包皮可以降低艾滋感染率，赞比亚的 Zulu 变成了一个割包皮的医生，中国的木匠商建忠建立了一家割包皮工具的公司。
很快，李石华调动自己在中国的男科医生资源，开始了一场大规模关于商环的严格临床数据收集，他想要验证商环的安全性、有效性到底有多高。
在中国，关于割包皮，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数据收集——从前医生们认为，只要患者没有打电话来说不适，那就是满意。
后来，西安、郑州、桂林的数据也陆续到来，无论是在手术时间、出血量、术后包皮水肿发生率，以及术后满意度，商环都得到了很好看的数据。
2009 年，李石华去肯尼亚开了一个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经历了长时间的沟通，他希望商环可以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的评审计划中。再之后，李石华就去找到了比尔盖茨基金会。
李石华也在肯尼亚首先开启了商环的非洲实验。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他在肯尼亚、乌干达，赞比亚开启了样本达 4000人 的实验。盖茨基金会为这场大型实验提供资金，他们希望这真的可以成为一种对非洲来说行之有效的方法。
Zulu 就是在这个时候遇到李石华的，后者想在赞比亚做一个对比实验，500 例传统包皮环切手术，500 例用商环手术。
李石华给 Zulu 看了一个视频，告诉他「这个东西很快、不会流血，你想不想尝试一下」，Zulu 答应了。
来自肯尼亚的 Jaruis 成为第一个为中国人做包皮手术的非洲人。从前， Jaruis 是做截肢手术的。
在聚光灯下，他有些紧张，那场手术他花了 4 分钟，基本上只用了他曾经包皮手术时间的十分之一。
他的亲人中有 6 位是因为艾滋而去世的，所以包皮手术，这项虽然很小，但对预防艾滋有效的手术对于 Jaruis 来说，有特别重要的含义。
在赞比亚卫生部的第一阶段计划里，他们希望在 2012～2015 年，有 190 万 14～45 岁的男性，可以做完包皮环切手术，但最终统计，只做完了 120 万人。
在赞比亚明媚的阳光里，卫生部艾滋项目负责人 Royd 语气平静地告诉我们，「这个目标对人力、财力、器械要求很高」。
一方面他们没有足够的医生，一个极其有经验的医生一天做 20 个台手术已经是极限，另一方面，他们无法真的劝那么多男人去医院做手术。
Royd 今年 34 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很多，他在电脑里快速搜索文件，早上 6 点，他就到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了。
赞比亚大学医院里的一张海报上写着，「我不在乎你的尺寸有多大，我只在乎你有没有割包皮」，这出自一个年轻女孩之口。
而另一张海报上则是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他们抱着自己的小孩，说「我们想让我们的宝贝儿子享有最好的健康——我们选择割包皮。」
Mumena 是赞比亚第一个接受割包皮的酋长，他是部落里最有威望的人，在当地语言里，他的名字是狮子的意思，当然，他本人很认同这个含义。
从 1980 年代一直到现在，艾滋也无法阻挡地在他的部落改变人们的生活计划，部落里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艾滋很残忍」。
有一天 Mumena 的儿子对他说 「我想割包皮，这样可以救我的命」， Mumena 才开始认真思考起这个行为的意义来。
6 个月之后，部落里有 47% 的男性都做了包皮手术，Mumena 也很震惊，割包皮几乎变成了 Mumena 部落的新文化,男人们说：「如果对酋长好，那就对我们好。」
现在，男孩们都知道，割包皮对自己有好处，可以降低艾滋感染率，可是这个痛苦的手术仍然让人难以迈向医院。
我和 Erick 走在市场里，去动员男孩们割包皮。Erick 为一个美国基金支持的 NGO 工作，他挺拔强壮，穿一件蓝色的阿森纳球队卫衣，西裤，锃亮的皮鞋，智能手机的耳机挂在脖子上，在膝盖受伤之前，Erick是一个运动员。
今天，他的工作是说服男孩们去附近的医院割包皮，他做这个工作已经一年多了，和以往不一样的是，今天他要推荐大家用商环做手术。
理发店，食品店，理发店，食品店，市场里大多是这两种生意，女人们在其中忙前忙后，酒馆里外都坐着聊天的人，几个男人围坐在一瓶全脂牛奶旁。年轻人穿着其他国家贩卖过来的二手时装，人们看起来都无所事事，有的人醉醺醺，有的人口齿不清。
不远处的男孩们每人刚领到一串医院发放的免费安全套，Erick 走向他们，和他们击拳打了招呼。然后开始谈起割包皮的事情。男孩们都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裆部，他们关心几个问题，「痛吗」、「要多久可以有性生活」。
这是 Erick 第二次向人们介绍商环，他手拿一本商环的小册子，里面图解了整个商环手术的过程，以及它和传统手术的效果差异——商环不会流血、没那么疼，手术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而且商环可以为你剪出一条漂亮的线条。
一个男孩觉得，做完包皮的阴茎显得很小，他开玩笑说担心老婆会因此而离婚。还有一位男性告诉 Erick ，他早就用传统方法做过包皮手术了，但总是不舒服，经常有伤口感染，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个醉醺醺的人则是告诉 Erick ，他已经被检测为 HIV 阳性了，还有必要做包皮手术吗？Erick 告诉他，你也应该来做。
Mweda 决定下周一去接受商环手术，「我是一个悲观的人，所以我有很多问题担心。」确实，他问了很多关于，手术之后如何洗澡，如何保证伤口不感染的问题。
Mweda 今年 25 岁，手上戴着一个装饰用的戒指，他说他从中学二年级之后缀学，从前，他学过一段时间汽车修理，他想找一份工作，尝试过，很难。
Erick 的上司 Bright 说，赞比亚可能 80% 的人都处于贫穷中，就连他自己，也在闲暇时间跑出租、或者洗车修车挣钱。除了英语，Bright 还会说 6 种赞比亚本地语言，喜欢在深色西装里面穿一件亮眼的衣服来搭配。
在不到一个小时的讲解过程中，有六个男孩说：「走吧，我们现在就去。」紧接着，他们就坐上了 CIDRZ 的车。 Erick 也不总是成功。在一家酒吧门口，他走上前和正在搬运啤酒的老板打招呼。五分钟之后，老板拒绝了他。
「你得和他们说话，有时候他们不理你，但你还是得去和他说。别人问你的问题，你一定要回答，不然人家就不会信任你」。
这是 Erick 总结出来的工作经验，他喜欢这份工作，「能帮助没那么好的人变好，我觉得很高兴，」 Erick 也成长在一个类似的街区，他的父母在他 7 岁的时候去世，他也做过很多种不同的工作，如今，他是一个动员者，每三个月，他就来一次市场，动员这里的男孩们割包皮。
同时它方便、快捷、安全，成本低。更重要的是，商建忠这位中国企业家愿意以一种极低的价格将其输送到非洲。
盖茨基金会的前任首代叶雷，一直在苦口婆心，甚至有些逼迫性地催促和劝告商建忠，希望他赶快动起来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希望他把商环的价格控制在一个非洲可以接受的范围。
在叶雷心里，中国也是在其他国家的帮助下才发展起来的。在改革开放之初，「日本、台湾、香港把他们的生产技术、工厂管理模式，把那些机器带到中国来。我们的重工业是日本帮了忙。」
1980 年代，叶雷在美国，最严重的时候，每两个礼拜他就要去一场因艾滋去世的朋友的葬礼。中国现在有这么好的东西，它也应该用来帮助有需要的非洲国家。
为了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商建忠增加了很多生产成本，包括生产车间椅子的高度，灯光的亮度等，这些全都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评价范围之内，商建忠的车间工人们也开始学习认一些英文，他们需要为非洲的用户也做好所有的检查工作。
商建忠有时候有些犹豫，这条路看起来太漫长，直到 2016 年，他的公司都还没怎么盈利。他既觉得艰难，又觉得这是必须扛下去的一场战役，女儿商晶说：「我们一家人都没有太强的物质欲望。」很多年之后，商晶才会思考到底是什么驱动着自己的父亲，她觉得就是热爱，一种对自我价值的实现。
2012 年，当比尔盖茨约商建忠和他在北京的办公室见面时，商建忠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把他念念不忘的博鳌论坛细节又讲了一遍给比尔盖茨听。
他把自己和比尔盖茨的合影做成一幅巨大的照片，挂在自己办公室的正中间，他始终觉得，盖茨是这个世界上顶级聪明的人。
那一天结束的时候，商晶送给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人员一个礼物，她叫来一群小朋友，唱了一首英文歌给他们听以示感谢，也表示他们真的有想去到非洲的决心。
很多年以来，李石华的同事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把精力放在一张小小的包皮上面。后来的时间里，他向商建忠多次分享过甘地的一句名言：首先他们无视于你，而后是嘲笑你，接着是批斗你，再来就是你的胜利之日。
商建忠、李石华、Erick、Zulu，以及在整个研发、推广、应用过程中所有付出力量的人，包括商建忠公司里的穿着防尘服认真生产检查每一个商环的工人。有时候，你能感到那种全世界一起努力的感觉。
是很多年之后，商晶才会思考到底是什么驱动着自己的父亲，她觉得就是热爱，一种对自我价值的实现。商建忠年轻时候是个木工，商晶记得家里的家具、椅子全是父亲自己做的。她有一张自己的小椅子，就是父亲利用榫卯结构原理做的，很多年都不会坏。
在没有电脑 3D 建模的年代，商建忠自己的脑袋就能建出 3D 模型。商环就是一个利用榫卯结构的典型，上下刀口如何耦合，整个环如何做到 360 度无缝闭合，都是在商建忠的木工思维和技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商建忠的父亲在文革中被打倒，十几岁的商建忠不得不中断了学业，同时他必须学会一项技能来独立养活自己，于是他去学了木工。
在商建忠的小时候，记忆里家里经常会来一些父亲的外国朋友，他的父亲甚至会唱英文歌给他听。在一个历史时期过去之后，商建忠又以自己的方式交回了新的外国朋友。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