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错误发生的时候，你和你的医院会怎么做？英国神经外科医生马什在新书《一个医生的自白》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因为医院多个管理环节的失误，导致了一位患者的死亡。马什非常愧疚，但最终只有他一个人承担责任，并向家属道歉。
马什并不是一个逃避责任的医生，甚至曾鼓励下级医生坦诚面对自己的错误。但为什么这次道歉让他如此痛苦？为什么获得了家属原谅之后仍久久不能释怀？
两周前，家人带她来看门诊，家人说，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她的行为越来越古怪，现在，又变得非常地嗜睡了。
影像显示，她的大脑前部有一个小的良性脑膜瘤，肿瘤导致大脑内出现了大量的肿胀——也就是脑水肿，正是脑水肿导致她出现种种临床症状。
手术肯定可以治愈她的病症。脑瘤手术关键在于处理大脑肿胀，为了减轻肿胀，通常让病人在手术前服用类固醇。
手术前一天晚上， 10 点钟，我来到她的病房，发现她已经睡着了。带着些许歉意，我轻轻地摇了摇她。她很快就醒了过来，困惑地看着我。
「两周前我见过她，脑肿胀让她总是昏昏欲睡。」我说，耸了耸肩。「现在已经是深夜，我们最好不要去打搅她。她的家人应该也能够理解。」
第二天，我走进手术室，病人已经在手术台上。麻醉师看着我，表情复杂，那是一种既想控诉又想道歉的表情。
麻醉师手里拿着血气分析化验单：「你知道她的血糖指数是 40 吗？而且她的血钾浓度为 7 ，血液酸碱度为 7.2 。她严重脱水，糖尿病完全失控了！」
「是的，是应该检查。早上见到她时，她的反应似乎就有些迟缓。」麻醉师继续说，「但我以为那是肿瘤导致的，我现在才意识到，那是糖尿病性昏迷的征兆……」
「我昨夜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我难过地说，「我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想必我们要取消手术了？」
「恐怕如此。我们要把她转到重症监护室，妥善治疗她的糖尿病，这可能需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她需要补水，现在做手术极其危险。」
「这是典型的错误用药导致的问题，」手术台另一边的麻醉师评论道，「太多微不足道的小事同时发生了，导致出现了严重的后果……如果她的英语能再好一些，如果她没有因为肿瘤而有些迷糊，那么我们肯定已经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了。那样的话，是否在做手术前检查血糖也就无关紧要了……如果几天前她只是登记了一下，而没有去入院前门诊，那么在入院时，我们就会像过去一样给她做血液检查……」
晚上十一点钟，正当我准备睡觉时，我的手机铃声响了，那时我正在楼上刷牙，手机放在厨房的桌子上充电。
在慌乱之中，我不顾赤身裸体，跌跌撞撞地就从楼上跑了下来。在一天的手术结束之后，神经外科医生最不喜欢的就是在晚上听到电话铃响，因为这通常意味着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故。
「可能是糖尿病的原因，也可能是脱水后的复水致使脑肿胀更加严重了。」弗拉德说，「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她也许会幸运地挺过来，」过了一会儿我说，「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为了给肿胀腾出空间，我们可以给她做骨瓣减压术，虽然那样做能她能活下来，但也会让她落下残疾。如果我们不给她做手术，她也有可能会挺过来，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晚些日子再给她做手术了。这难以选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是外科医生，」我继续说，「总是倾向于用手术的方法来解决所有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手术就是正确的选择。」
弗拉德再次沉默了，他在等我做出决定。我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希望潜意识能告诉我，我该怎么做。这样的问题异乎寻常，推理与科学都无法给出解决的方法，而现实却需要我即刻做出决定。
弗拉德的经验丰富，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成为了一名顾问医师，手术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我可以上床睡觉了。」我在心里告诉自己。
我凝视着厨房的墙壁，在椅子上坐了很久。我并不是非去医院不可，但想到手术过程，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于是我迅速穿好衣服，沿着黑漆漆的、空无一人的街道开车赶回医院。
我很快就到了医院，我从楼梯跑到二楼的手术室，但让我恼火的是，病人没有在那里，所以我又绕回到重症监护室。病人正躺在病床上，戴着呼吸机昏迷不醒，周围站着医生和护士。
一切又像往常一样忙碌喧闹起来，病人身上连着各种各样的机器设备——注射器、监测仪、导尿管、静脉注射器、动脉导管和呼吸机，这些设备都不能拔掉或者是需要连接到可移动的装置上。
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就出发了。医生和护士们或推床或搬设备，我们都弯着腰，缓缓行走在通往手术室的长廊上。
「那只是你的看法，」我说，「根据我的经验，瞳孔放大说明，她已经遭受了毁灭性的脑梗死，导致她大部分的大脑已经死亡了，这就是她的大脑目前不再肿胀的原因。但等到明天，它就会再次肿胀，直至大脑全部死亡。」
我们迅速完成了手术。在这样的紧急手术结束时，最关键的一刻就是拨开昏迷病人的眼睑时，我们要观察病人的瞳孔能否对光做出反应。如果瞳孔收缩，那么病人就能够存活下来。
病人的右眼隐藏在头部的绷带下，那是在完成颅骨缝合后，我缠在病人头上的。「左侧瞳孔有反应。」凝视着病人空洞的黑色瞳孔，麻醉师高兴地说。
我做了一个简短的手术记录，并且告诉弗拉德，病人一出手术室，就给她的家人打电话。之后我就开车回家了。
我睡得非常不好，不停地从梦中醒来。就像被拒绝的求爱者一样，我内心始终抱有一线希望——希望弗拉德在黎明时分打来电话，告诉我病人有了好转的迹象，但是电话铃声始终没有响起。
病人家属在重症监护室外等候，我走过去，告诉他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病人仍有一线希望，可能会活下来，也可能会死去。
我继续向他们解释，「病人是否有严重的中风，只能从第二天的扫描来判断。晚些时候我们会给她做一次扫描。」
扫描上斑驳的黑色区域表明，病人的大脑受到了严重地损伤。很明显，在治疗她的糖尿病昏迷时，严重地脑肿胀导致了一次灾难性的中风。手术太迟了。
我告诉他们，病人没有任何存活的希望了，由于入院时没有给她做血糖检测，她的死亡已无法挽回。我承诺会对此展开调查，也会及时地向他们反馈调查结果。
没有人给她做适当的检查，我们匆忙地就让她入院，没有一个初级医生给她做血糖检测，麻醉师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想到了医院的经营者和在高高在上的政客，他们的责任并不比我的少，他们几乎没有或极少与病人家属有过交谈。他们今晚能躺在床上，舒适地睡个觉，或许还会梦到他们的政治目标以及在乡村旅馆里放松的日子。
对于医院的经营我没有发言权，这样一个的混账医院，为什么我要为它承担责任，为什么我必须要道歉呢？是我导致了船沉吗？
但是，我只能把这些想法埋在心底，病人即将死去，我却不能挽救她的生命，我只能告诉他们自己有多么地抱歉。
我告诉病人家属可以去起诉医院，发生这样的事情，医院没有任何辩护的余地。但或许是因为我的道歉，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我希望管理医生的英国当局能够理解（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能够理解这一点），让医生道歉是多么地艰难。
一位病人手臂上的神经受阻，我们要在他的颈部做手术。手术采用切口正中，我沿着病人脊柱的一侧向下剖开，直至受阻的神经。
几个小时后，当我站在手术室外的走廊时，我总感觉有什么纠缠着我，让我很不安。突然，我的心猛烈跳动起来，因为我意识到，我把手术部位弄反了。
掩盖错误十分地容易，因为手术切口位于后正中线，术后扫描不能清晰显示做手术的部位。并不是所有的疼痛都能在手术后缓解，我可以在几周之后让病人再做一次手术，而且不用告诉他为什么。
在类似的情况下，很多外科医生都会说谎，这样的事情我听说过不少。但我没有那样做，而是去病房见了那位病人。
「我非常理解。」然后他说，「我的工作是安装橱柜。有一次我在安装橱柜时，把本来要安装在后面的东西放在了前面，很容易就会犯这样的错误。向我保证，尽快给我在正确的一侧做手术。」
文件上写道：「不论谁人犯错，高级临床医生都要承担责任并向病人道歉。」他们还满怀希望地补充道：「真诚的道歉才是有意义的道歉。」
似乎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强制道歉」与「真诚道歉」之间的矛盾，文件中也没有提到如何解决这一矛盾。
但其实，如果高级医生们能够被人信任，受人尊重，有一定的管理权，而且不会被迫去做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比如说让病人填写那些调查医生行为举止的问卷，那么这一矛盾自然就能解决。
正如奶酪效应，每一个医疗事故发生的时候，都是多个环节出了问题，而你是那个唯一被推到家属面前，承担后果的吗？
回复留言，分享你的观点。截止 9 月 4 日中午 12:00，点赞前 10 名的站友，得到确认回复后，就可获得丁香园送出的亨利 · 马什行医手记《一个医生的自白》一本。
本文内容节选自亨利 · 马什行医手记《一个医生的自白》。书中，马什医生「以笔代刀」，叙述数十年行医生涯中自己的故事和感受，并对英国的医疗体制做出了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