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年拉拉从婚姻出走？随着时代开放和社会变迁，性少数群体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然而，在公共讨论与学术研究中，男同性恋被予以相对较多的关注，而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都仍处于边缘的地位。
这是一个中年拉拉走进异性婚姻，又从其中出走的故事。在当下主流的叙事语境中，她不是一个完美的「同性恋形象」。
但通过她的经历，我们也许可以看到，在否定女性作为性主体的主流文化中，女同性恋们是如何周旋于自身非主流的性与性别，在「生儿育女」、家庭和睦、传统孝道的强势主流叙事里，她们又是如何夹缝求生的。
呼和浩特的夏日傍晚，暑气未褪，顶着晒得红扑扑的脸蛋，女人们翩然落座，其中一对十指交缠，旁边的人对视一笑，习以为常。
点烟、倒酒、寒暄。因为身体原因，聚会的发起者波乐，已戒酒三年。原本能拿一斤 50 多度白酒「润润喉咙」的女人，拿起一杯芒果汁开场。
酒过三巡，迟到的女人披着烫卷的长发，穿着牛仔背带裙扑进房间，亲热地抱住波乐的胳膊，「哎呀我来晚了」，门在身后阖上。
门外，她们是谁的女儿、妻子、母亲，「完美」演绎各自的角色；门里，她们属于自己，嬉笑、大哭，亲吻女友的脸颊，讲私密的情话。
如今的波乐已经不再遮掩自己的身份。手机壳印着凯特 · 布兰切特和鲁妮 · 玛拉精致的侧脸，是电影「卡罗尔」的剧照，讲的是两个女人的爱情故事。
「『出柜』需要承受太大的风险」，聚会中，一位被卡在异性婚姻中的拉拉解释，结婚生子后，她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原来是这样的人」，但她没有波乐那样离开婚姻的勇气。
她形容，自己原本是一棵自由生长的树，但被社会规范、主流观念强加了许多横生的枝杈。她想活下去，就要砍掉了那些枝杈，很痛。
波乐出生在内蒙中部的一个城市，父亲是蒙汉翻译。1968 年，她出生时，因为卷入风波，父亲关押，母亲白天被隔离，9 岁的姐姐和 6 岁的哥哥带着刚出生的波乐，生活了半年。
从小到大，父母兄姐都不会束缚波乐的天性，她没玩过洋娃娃，也没人跟她说，「你是一个女孩，你应该玩洋娃娃」。
她喜欢短头发，穿裤子，大院的人嘲笑她，「不像个女孩」，她不服气，「凭什么这么分，说什么男孩才能做女孩才能做，我这样好看，跑起来方便，我就这么打扮」。
波乐五六岁时，父亲被下放到达茂旗电影院做放映员，一家五口就住在影院里，波乐对女性审美的启蒙、对电影的热爱都始于此。她至今还数得出上官云珠、张瑜拍过的电影，那些富有韵味的眉眼，至今还在她记忆深处发光。
念书时，同学们嬉笑打趣，总会问「你喜欢谁」，大家都默认指的是异性。波乐也被问到这个问题，她想了想，觉得自己好像「也应该有喜欢的男生」，她选择了自己的同桌，对方完全符合那个年代她从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习得的异性爱人的想象，高大正气，浓眉方脸，「有点像陈宝国」。
女孩间的亲昵，在每一个年代都不会被视为洪水猛兽，要好的女生会牵手、搂抱，甚至亲吻。不被过度关注，客观上给拉拉群体提供了一个呼吸的空间。
1987 年，波乐进了呼和浩特一家报社，在图书室工作。上个世纪 80 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图书室里的波乐，再一次接受了洗礼。
她读波伏娃的「第二性」、读「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挪威的森林」，渐渐了解到，有个词叫「同性恋」。后来，她读「港台文学选刊」，读邱妙津、刘索拉、陈染和曹丽娟，在作者的笔下，女性的自我和欲望被展示得淋漓尽致，张力十足。
两年后，在滑冰场上，波乐认识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女人」，她们成为了一生的挚友，「第一眼看见她，像燕子一样飞过，我就想着，好想认识她」。
波乐的相册里有这个女人，黑白照片上，她眉眼姣好，齐肩的直发，站在山顶抬头看着远方，精神气十足。某种程度上，这个女人是年轻波乐的「精神偶像」，她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公开交女朋友，大胆放肆，一生未婚。
年轻时的波乐并不能那般洒脱，她试图抵御过内心真切的渴望，如同年少时和室友的那次身体接触，战栗过后，迅速躲开。
那时候，波乐见过的，那些与同性恋爱的女生们，大都选择结束爱情，滑进异性婚姻，完成自己「身为女性的义务」，把自己变成符合世俗意义规范的「妻子」和「母亲」。
「好像你在走一段路，大家都会默认，你必须过这一段桥或这一条路，才能达到你要去的地方，这是你成长的必经之地。也是社会给你的一种期许，如果想运行好你的角色，那你肯定得先完成这个任务。」
为「完成任务」，符合大多人对女性的「角色期望」，波乐接受了相亲。「我觉得好像走进婚姻，就是对我爸妈的一种回报，这好像是我唯一能做的，告诉他们，嘿，不用担心，我长大了，作为父母，你们的任务完成了」。
她相过三四次亲，直到遇见她认为可以走进婚姻里的人。这段婚姻始于 1995 年，一共维系了 14 年。对于另一半，她一直用「孩子的父亲」这样的称呼，而不是「我的前夫」。
对方是一个工会干部，汉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波乐欣赏他，这个人写得一手好字，做饭好吃，喜爱唱歌和运动。如果抛去情感的牵绊，两个人是绝好的玩伴和生活拍档。
然而，违背内心意愿，强行让自己符合社会主流的角色期待选择，愿望与现实的错位，让这段婚姻注定是一幕彼此伤害的悲剧。
婚后两个人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他们住在波乐姐姐的一套房子里，各自财政独立，大多数情况下，波乐承担了家里大部分开销。
她形容这段有距离感的关系，「我不需要你的东西，不要求你做什么，尽量不欠你任何东西」。这种距离感甚至体现在两个人的照片中，为数不多的合影里，他们并排坐着，隔着两拳以上的距离。
婚后，生育是必须面临的问题，波乐对此本能地抗拒，甚至有过一次流产，「有孩子会让婚姻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复杂」。但婚后一年，对丈夫始终怀抱歉疚的波乐，决定生一个孩子，这是她给丈夫的交待。
孩子在肚子里很体贴，有时安静得甚至让波乐担心她是否安好。但波乐仍觉得痛苦，整个孕期只长了 10 斤体重。
女儿出生后，波乐记得，丈夫还亲手缝了被子和衣服。给孩子洗澡，都是「一只手端着洗」，孩子睡觉都生怕她被被子压着。
许多年后，她还会跟女儿说，你父亲是真的很爱你，自己省下来都愿意把东西省给你，作为父母，他给你的远比我给你的要多得多。
生育之后，波乐内心的痛苦没有更多改变。在这段关系里，除了爱情，她可以付出所有东西，但对方只想要她的爱情 —— 波乐给不了，也没法给。
「我没有特别排斥跟他的亲密关系，但对我来说，这不会让我感到愉悦，更多是觉得，这是一种我必须完成的任务」。
孩子再大一些，波乐申请了晚班。白天休息的时候，把孩子送去幼儿园后，就约朋友一起出去玩耍，晚上丈夫回家，她已经去上班。两个人为此吵过许多次，丈夫觉得，波乐「没有把重心放在家庭」。
波乐觉得，「我已经尽我所能，把能为你做的，和为家庭承担的责任都做到了，能给的都给了，我想额外保留属于自己的一些东西。」
很长一段时间，波乐觉得自己困在了婚姻里。「整个人是空的，情感和心是空的，如果说这辈子总会有一个爱的人，那么那个人在哪里？不知道。」
有天，母亲躺在沙发上，波乐倚在她身旁看电视，那是一档纪录片，讲一个跨性别者接受医疗矫正。波乐忽然问母亲，「如果我也是这样的人，怎么办？」
「她说，只要孩子幸福，怎么样都行。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松弛下来了。母亲那一刻说的话，让我觉得，他们不会成为我的负担，反而是我的一种力量。」
她同丈夫摊牌，说明自己的性向，丈夫反应激烈，有一种耻辱感，「他有种『我居然不如一个女人』的挫败」。
还有一次，他剪碎了波乐所有的衣服，当着女儿和波乐姐姐的面，替波乐「出柜」，「她喜欢女人，她是同性恋」，他喊。
两个人甚至闹进了派出所，男人一巴掌打得波乐耳膜穿孔。对于这次挨打，波乐有种隐秘的释然，「我反而放下了，想着，你打吧，就当我欠你的还给你。」
波乐一手操持了他的葬礼。临推去火化前，波乐见了他最后一面，男人看起来有些陌生，像「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人」，头发花白，整张脸肿胀着。
「我有一瞬间觉得，离开可能对他是一种解脱。我在心里说，这辈子的好和坏都消了，我们就这样吧，下辈子，希望他能过得好一点，老天爷对他好一点。」
波乐无奈，「很多事情不是我主观意愿能够掌控的。在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些错误，承受能力和各方面条件没办法独立解决很多问题，等我意识到自己可以独立解决问题的时候，却造成了伤害，尽管我努力想把伤害减到最小。」
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和异性婚姻，都在她身上加码，「我不需要这些，但就长了出来。你要迎接下一个春天怎么办，要把这些东西一层层刮掉和砍掉，如果不把这些东西剥离，我可能过不了这个冬天，因为我生命中的内核已经流失殆尽」。
她的春天萌芽在 1999 年的初次「触网」。这也是与她年纪相近的拉拉们的共同起点。互联网的出现，对拉拉们而言，可谓有里程碑般的意义。
她们或是在搜索引擎，或是在交友论坛输入「同性」「同性爱」类似的词汇，跌跌撞撞找到了自己的「羊群」，「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原来我不是单个的」。
就是在那时，阿枫通过聊天室认识了波乐，当得知两人同在呼和浩特，她们决定见面。对于初次见面，阿枫还记得自己的忐忑不安，「她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人，但她又掌握了我最隐秘的东西」。
波乐说，最初的聚会有 30 人，满满地坐了两桌。十几年过去，这些人分成了几个小团体，但常与波乐一起聚会的也只有这八九个人。她们脾性相投，彼此知晓对方的家庭情况，分享心事，见证彼此每一段人生里程，「比亲人还亲」。
她的丈夫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坚持捍卫丈夫或父亲的权威。婚后不久，夫妻总吵架，阿枫渴望沟通与和解，但丈夫总觉得「没什么需要沟通的」，久而久之，她心也淡了。
如今阿枫有着稳定的女伴，但她仍在婚姻里。17 年前，不用特意找什么借口，她很自然地和丈夫分居，也不会掌握对方的财政，「各自为政就好了」。
婚姻里，她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一个事事妥帖的妻子，一家三口衣食住行「全包」，定期看望年纪很大的婆婆，维系和小叔子一家的关系。儿子也更爱她一些，因为相比爸爸，妈妈是可以体谅自己，也可以分享心事的那个人。
但阿枫收回了对丈夫的感情，「我不占你的便宜，我把能做的全做了，我们两个人走到现在，你是要负一定责任的。」
对于离开婚姻，阿枫有着自己的考量。「如果说外面的吸引力对我来说足够大，而且我有足够的能力抗击（出柜带来的）风险，那我可能会冒险离开婚姻」。
她为自己能够完美达到「母亲」和「妻子」的社会标准满意。她承包了大部分家庭开销和家务，每天还有早起做两顿早餐，给孩子和丈夫的，然后才去上班。
在微信朋友圈里，冯玥常常分享自己做过的美食，「家长会上，老师还拿我出来表扬，说你们都应该学习这个妈妈，孩子家庭幸福，后勤工作也做的好。我就捂着嘴偷笑」。
在叙述里，冯玥一再将这样的日常进行「合理化」，但波乐仍忍不住替她觉得累，「太辛苦了，出了这个门，就要不断掩饰自己的身份，像一个异性恋一样生活。这种像舞台剧演员一样切换自己的角色，我是做不到」。
在当下关于同性恋的叙事语境里，波乐、阿枫和冯玥都容易成为被道德指摘的对象 —— 她们走进了「异性婚姻」，同时发展同性的关系。
「自律」及「健康而值得尊重的社会形象」被认为是公众接受「同性恋」的必要前提，但单纯强调道德完美的同性恋者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容易遮蔽个体所面临的现实中的具体问题。
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及创作系助理教授金曄路在 2014 年出版的「上海拉拉」一书中细数了中国拉拉身处的困境。
在异性婚姻主流的社会里，大龄未婚的女性不断遭致污名。与此同时，在亚洲文化里，女性往往不被承认是性自主权的主体。「对于那些已经与异性结婚的拉拉们而言，一场失败的婚姻将被看作有负家族期望」。
冯玥至今对家人隐瞒自己「同性恋」的身份，她从不跟女儿聊起相关的话题。同时，冯玥也一直怀抱一种隐秘的期待，「我不希望我的女儿也是拉拉，太辛苦了。」
波乐承袭了父母对自己的态度，对女儿不干涉太多，她特意找女儿聊起「性取向」这件事。「我的经验是，你需要在结婚前认真地想明白，你喜欢的是什么性别，不要像我这样走弯路。」
她也接受了母亲「喜欢女人」这件事，大学放假回来，会张罗让波乐好好打扮收拾自己，「不然你怎么谈恋爱啊」。
女儿上大学后，四年过去，波乐一直是一个人生活，还有一只叫做「豪七」一岁的猫，这个名字来自麻将的术语。
波乐一直没有存钱的习惯，工资一多半都花在与朋友的聚会和各类电影音乐碟片上。直到孩子上大学才开始有了储蓄的习惯，因为想送女儿出国念书。
三年前，波乐的身体开始发出警报。一天夜里，睡着的波乐突然觉得一瞬间很黑，「好像身体里的所有的灯一下子全黑了，我感觉有好几秒钟，可能心脏停跳了，断了电的感觉。」
波乐并不惧怕死亡，「我人生走到这个阶段，能做的事，想做的事都做了，很完满，哪天马上没了的话，我不一点都不遗憾」。但她又牵挂女儿，「我们就好像两只风筝，线都拉在对方手里」。
上一段恋爱终结在六年前，她依然渴望一段爱情，渴望一个伴侣，但她同时告诉自己，「没有必要去为了有一个人陪着去谈恋爱，宁缺毋滥」。
波乐唱，「我不管爱落向何处，我只求今生今世共度，天已荒，海已枯，心留一片土」，低沉的声音渐渐抬高。
嘈杂的房间突然静下来，女人们停止了交谈，两两揽着腰，低声跟着哼。一个女人突然小声说，「你听，这唱的就是我们呀。」